堅持“兩個結合” 加強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學理化闡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深入闡明了“第二個結合”的豐富內涵。這為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學理化闡釋提供了科學指引。所謂學理化闡釋是指將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內容及研究方法進行條理化和系統化，凸顯其豐富性、獨特性、創新性、分析性和體系性，揭示其如何認識、如何發展、如何傳播的規律。在此過程中，必須將“兩個結合”作為根本遵循，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以錨定發展方向，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彰顯時代價值，進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全面挖掘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寶庫

在綿延數千年的文明演進中，中華民族孕育了底蘊深厚、內涵豐富的經濟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體系，提出了許多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創見，並形成了一系列系統的經濟政策，對古代中國經濟長期領先於世界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當然，由於歷史局限性，客觀上也存在不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因此，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基准，對傳統經濟思想加以系統梳理和甄選揚棄。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全面辯証地整理傳統經濟思想。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尤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要求我們秉持科學實踐觀，依照社會實踐決定經濟思想、經濟思想反作用於社會實踐的邏輯，將傳統經濟思想與古代歷史演變相結合，在搜集、甄別、破譯龐大復雜的中外史料中，積極超越歷史與現實的時間跨度，力求按照歷史本來面目去“復原”傳統經濟思想的原貌與本義。換言之，一方面將古籍文本置於古代經濟實踐的歷史語境中予以分析，梳理並闡釋文本所蘊含的經濟概念、范疇、命題等知識要素﹔另一方面，為把握傳統經濟思想的本質與規律，從全面、聯系和發展的角度對分散的經濟思想元素加以高度綜合與系統凝練，揭示傳統經濟思想的歷史分期、核心議題、譜系層次、范疇關聯、生成機制、突出特征、原創貢獻、民族表達、世界影響、歷史局限等，並構建傳統經濟思想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思想體系，形成清晰直觀的經濟思想“基因庫”。同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要求我們辯証看待傳統經濟思想的成就與局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合理評價其光輝成就，對與當代文化相貫通、相適應的傳統經濟智慧、思想精華、理性思辨加以重點分析介紹﹔又關注其歷史局限，克服價值追求落后、邏輯推理薄弱、思想內涵不純等負面影響。

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實踐品格、開放精神、生態觀，對傳統經濟思想予以重點轉化。既要全面認識傳統經濟思想，也要善於提煉、闡發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相契合的經濟觀點。譬如，立足於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可挖掘“民為邦本”“富民”“養民”等富有傳統色彩的民本經濟觀，在識別其作為維護王朝統治工具的本質下，揭示並汲取其客觀上有助於改善民眾生活境遇的合理成分。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實踐品格，可整理出“革故鼎新”“經世致用”等歷代經濟實踐與經濟改革思想，總結大一統王朝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借鑒。沿著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特征，可梳理出“以和為貴”“海納百川”“兼收並蓄”“求同存異”等經濟思想及哲學思維，繼承其開放包容、守正創新的精神特質。聚焦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可整理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與”“以時禁發”等生態經濟思想，剖析其所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內涵，為解決現代社會面臨的生態危機提供有益借鑒。

以中國具體實際為邏輯起點，賦予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時代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通過回應時代重大關切，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在探索面向未來的經濟理論和制度創新進程中，返本開新，才能激發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生命力。

一是為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提供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借鑒。聚焦於“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在准確理解傳統經濟思想原義的基礎上，通過賦予新含義、調整語言外殼、概括和評價等方法，為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注入時代元素，同時注意採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和語言加以傳播。比如“小康”最早出自先秦《詩經·大雅》，表示人民對理想生活的朴素願望與殷切祈盼，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將“小康”概念引申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衡量標准。其后，“小康”概念逐步衍生出“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開創性的概念，不僅拓展了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也成為理解和講述中國故事的載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使用‘小康’這個概念來確立中國的發展目標，既符合中國發展實際，也容易得到最廣大人民理解和支持。”又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既充分繼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民本思想精華，又在政治立場、價值理念、社會實踐等層面實現了本質超越，要求我們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發展與穩定中，持續改善民生，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二是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供給優秀傳統經濟思想元素。源遠流長、層次多元的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涉及經濟倫理思想、經濟治理思想、財政思想、工商業經濟思想、農業經濟思想、金融思想、土地思想、對外貿易思想、人口思想、會計審計思想、國防經濟思想、生態經濟思想、消費思想、收入分配思想、價值與價格思想、經濟統計思想等諸多種類，能夠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供給豐富的知識要素﹔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集中展現了獨特的中國風格與民族形式，為凝練當代標識性概念、范疇和表述，梳理關鍵性議題，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提供了話語要素及思想淵源﹔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創新性元素和深邃智慧具有穿越時空的永恆價值，是提煉原創性經濟理論的富礦﹔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蘊含著不同於西方的經濟分析和邏輯體系，通過創造性轉化能夠對西方經濟學形成思想突破和理論超越，有助於形成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相匹配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

三是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發揮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滋養作用。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中的道德倫理、和合思維、天下情懷等優秀成分，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重要啟示，有助於打破西方化等同於現代化的迷思，跳出以資本為中心、對外擴張、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維窠臼。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汲取了“天下為公”“見利思義”“協和萬邦”等傳統經濟思想精髓，並依托“一帶一路”倡議、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將願景轉化為偉大實踐，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對塑造新型國際關系、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重要意義，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和積極響應。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可借鑒老子《道德經》和司馬遷“善因論”中高度重視民生、尊重客觀規律、強調制度約束等觀點，通過優化宏觀治理的目標體系、完善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協調性等方式，不斷推進和拓展宏觀經濟治理理論，超越西方宏觀調控理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典范和樣本。

以跨文化交流為重要方式，推動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國際對話

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學理化闡釋不是自說自話，需要走向世界舞台，贏得國際社會的接受和認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要求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研究全球文化傳播規律，積極推進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對外傳播與國際對話。

一是總結傳統經濟思想海外傳播的歷史經驗，提升跨文化闡釋的效度。中外文化所依賴的生活環境、民族語言、思維方式、價值觀層面有著顯著不同，機械的、不恰當的跨文化闡釋不僅難以展現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精華，還可能引發海外受眾的誤解與排斥，形成“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實際上，中華傳統經濟思想在海外曾被廣泛傳播、闡釋和學習，對法國重農學派、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等西方經濟學流派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並在日本管理模式建構、美國羅斯福新政農業立法和宏觀經濟穩定中起到積極借鑒作用。這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總結寶貴經驗，進而深化中外融通的學術表達與大眾傳播。比如，17、18世紀歐洲刮起一股強勁的中國文化熱，大量典籍被精通中西文化的傳教士翻譯傳播，對法國重農學派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談敏在《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中指出：“在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說體系中，來自中國淵源的思想要素，幾乎滲透到這個學說體系的各個方面。”被譽為“歐洲的孔子”的重農學派領袖魁奈，所提出的諸多經濟概念帶有濃重中國色彩。又如，大蕭條期間美國經濟嚴重衰退、農業遭受重大打擊。為應對危機，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充分借鑒中國古代常平倉制度思想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等經濟改革思想，於1933年和1938年推出兩部農業改革法案《農業調整法》，制定了一系列農業政策，建立了美國永久的現代常平倉制度，為美國徹底戰勝大蕭條奠定了堅實的農業基礎。華萊士訪華時曾明確指出“我接任農業部長后，在最短的時間內敦促國會通過立法，把中國古代農業政治家的實踐——‘常平倉’引入美國農業立法中”，並表示自己從留美博士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中得到了“常平倉”這一術語。再如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企業家逐步塑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模式，其中除了吸收西方科學管理思想之外，同時闡釋和融合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精華。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推崇物質利益和倫理道德並重的儒家經濟思想，在“義利合一”的經營理念下，倡導推廣了“論語加算盤”的經營模式，造就和影響了相當一批日本企業家。日本學者村山孚也指出，“日本式管理訣竅恰恰是擅於‘激勵’。而在這種訣竅中有不少是淵源於中國的古典思想的”，並充分地體現在經營、組織、用人、戰略等管理理念的諸多方面。

二是推動文明互鑒，更好地彰顯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世界意義。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為此，一是必須堅持中外比較，深層解讀中外經濟思想的差異。以開闊的視野，充分認識中外異同，進而真正把握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精華，凝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說及理論，乃至創造出新的知識要素。比如，費孝通基於對宗法、公私、群己等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洞察，借助西方“團體格局”的比照，進而提煉出“差序格局”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標識性概念，用以表示中國傳統社會親疏有序的關系格局，被經濟學界廣泛應用於非正式制度、家族企業治理等研究領域中﹔萬明在梳理中外經濟思想與經濟實踐基礎上，提出了“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命題，反映了中國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論証了晚明有著走向世界的強勁內生動力，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了全球經濟體系的構建中。二是需要更好地走向世界，為全球提供思想資源。加強提煉和闡釋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世界意義，精准把握海外受眾訴求，創新敘述方式，拓寬傳播渠道，採用鮮活多樣的視聽形式，生動立體地呈現中國智慧，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三是應廣泛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經濟思想，以取長補短、為我所用。善於從實際出發，在堅持自身特質下，批判地學習和借鑒外來經濟思想和經濟實踐中的有益成分。如中古中國借鑒了佛教東傳帶來的金融思想與實踐，形成了最早依靠社會財富放貸的寺院金融，其中質押、抵押等降低風險的技術和超越血緣、地緣建立信用的做法，被錢庄、票號等后來的金融機構所繼承，對推進后世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分別系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研究院院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