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必然要求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工作都必須堅定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為執政黨，我們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扎扎實實做好經濟工作”。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政治和經濟之間存在著辯証關系，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政黨作為上層建筑諸要素中強有力的組織形式，對經濟基礎產生直接和有力的反作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隻有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才能保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尊重政治和經濟辯証關系的必然要求。

順應社會化大生產規律

現代社會之所以採取政黨領導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化大生產密切相關。社會化大生產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產品社會化。這種生產的目的不再是僅僅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通過交換方式滿足社會的需要。二是生產資料使用社會化。在社會化生產方式下，生產資料不再歸個人或家庭使用，而是歸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大批勞動者集體使用。今天的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更是打破了以工廠為界限的生產資料使用方式，進一步提高了生產資料使用的社會化程度。三是生產過程社會化。社會化生產條件下，整個生產過程都是在一定社會分工體系下完成的，這就要求生產者之間必須進行協作，協作使得生產者之間成為緊密相連的利益共同體，能否協調好各方之間的關系，就成為能否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

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著矛盾，這個矛盾的實質是資本家階級狹隘的利益界限與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經濟社會調節以及公共利益范圍的擴展之間的矛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科學揭示表明，資產階級政黨無法協調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除了不斷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外，還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陷入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等系統性的危機之中。

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要求。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客觀上要求生產的協調性越高。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通過全社會范圍內的中長期規劃和重大比例關系安排，保証和引導產業之間、部門之間的平衡協調發展，不僅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條件，也有利於推動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企業內部可以保証生產的協調性和有組織性。通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能夠確保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及重大部署得到真正貫徹和執行，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証和政治保障。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順應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內在要求，有利於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

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但對價值規律的具體運用和把握，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有顯著區別。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產階級宣揚自由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自發起作用，資本充分利用價值規律追求自我擴張，哪裡賺錢就奔向哪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市場經濟，是尊重和運用價值規律，同時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克服價值規律局限性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創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我們黨堅持把注重頂層設計與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結合起來，不斷探索政府與市場如何有機結合發揮作用，努力在實踐中破解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這些要求和部署，有利於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從實踐上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從理論上看，市場經濟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好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也要提高黨和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証。”我們黨駕馭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利用市場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駕馭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是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二是必須推動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宏觀調控的方式方法，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三是通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於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由此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探索和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必然要求，必須在利用好市場經濟的長處和駕馭好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規律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建設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建設現代化，是每一個追求現代化國家的執政黨要探索和回答的問題。提起現代化，人們容易囿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這是因為人類現代化確實始於西方。長期以來，人們對現代化的衡量標准主要是以工業化發展水平為標志來構建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但卻難以反映這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比如在西方現代化中存在的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兩極分化等問題，與人類追求的現代化夢想背道而馳。因此，必須破除“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上既不存在定於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現代化標准。”

對現代化發展規律，必須站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結合本國國情加以探索。政黨作為引領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有責任對一系列現代化之問作出回答。執政黨執政的基礎、執政的理念等，都直接關乎現代化的性質、目標、價值取向和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了人類現代化發展需要思考和解答的問題。第一，關於推動現代化的根本力量和最終目標是什麼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進現代化最堅實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此，現代化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第二，關於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現代化道路也必然具有多樣性，因此，追求現代化的國家之間必須互相尊重各自的道路選擇。第三，關於現代化進程中國家之間關系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國家追求現代化，都應該秉持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贏之路”。人類現代化發展過程不應是零和博弈而應是互利共贏，因此，各國走向現代化應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攜手同行。

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始終不渝探索現代化發展規律，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既基於自身國情、又借鑒各國經驗，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黨的二十大概括提出並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現了我們黨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第一，有利於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張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就要求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讓全體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增強獲得感和幸福感。第二，有利於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凝聚力量。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能夠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回應人民關切、體現人民願望、尊重人民創造精神，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創造性，把全體人民的智慧匯聚成推動現代化建設的磅礡偉力。第三，有利於應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風險挑戰。現代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系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