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这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对于党内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主观主义，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决策，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实践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将调查研究确立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提升党的判断力和引领力，设置专门调查研究机构，推动调研成果为人民服务。

据湖南党史陈列馆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开展的调查研究不少于60次，并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先后撰写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反对本本主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系列认识中国现实境遇、指导未来发展的报告和著作。这些调研成果为深刻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提供了重要依据，强化了党的政治引领，确保全党始终在重大问题上保持统一的思想、协调的行动和强大的战斗力，同时也为在全党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纲领性文件，将调查研究确立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指明调查研究的实施办法。其中，要求在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作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各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作为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等。这些要求为调查研究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1943年，习仲勋同志带领调查组到陕西绥德县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全面贯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政策要求，经过44天的调研，调查组总结出党领导边区人民推进乡村建设的经验，成为陕甘宁边区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群众的党性教育和调查研究的典范。这一时期，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调研组织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保证。

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方式方法，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转变工作作风，使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在研究类型上，提出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等；在研究形式上，提出典型调查、比较调查、重点调查、蹲点调查和试点调查等；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变革梨子”与“种试验田”等；在研究层面上，提出要把握和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这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为党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和遵循。

1961年，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这一年也被定为“调查研究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3县，蹲点调查44天；周恩来同志到河北邯郸，贴近群众征求意见；朱德同志到四川、河南，发现并解决了农村浮肿病问题；邓小平、彭真同志带着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开展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到上海青浦调研，为中央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林业十八条”“商业四十条”等条例，不仅纠正了前一阶段出现的错误判断，还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政策措施，为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克服经济困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动调查研究广泛开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加强调查研究，通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升党的决策水平，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借鉴国外经验，围绕推动改革开放，开展国际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到1980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部委办代表团出访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472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指出：“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回来汇报，这也是调查研究，是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东北三省、河北、天津等地开展了为期8天的调研活动，在“北方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路举措，在关乎国家发展、人民需求、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在党内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江泽民同志专门就做好调查研究指出，“历史经验说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进一步明确了要深入调查研究，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提升决策水平。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党中央组织了18个调研小组，走访了22个省、市和有关部委办，同4000多名同志座谈，是当时党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调研。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迎来送往中摆脱出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多做一些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多解决一些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多办一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实事。”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党中央确定了20个重点课题，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进行研究，并开展专题调研，形成62份调研报告，参加座谈会人员达20072人次。胡锦涛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12次会议，听取课题组汇报，在涉及医疗改革方案制定时，他多次赴基层调研，了解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改善、全科医生的培养和配备等问题，真正做到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深入调查研究解决发展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关注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强调调查研究要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坚持人民至上、恪守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要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3年他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调研，听取贫困地区群众意见，完善扶贫思路，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并不断推进扶贫工作，群策群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2017年他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喀喇沁旗马鞍山林场考察，到宁夏弘德村看望回族村民，到广西毛竹山村走进葡萄种植园同农技人员和村民交流……正是这些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监督问责。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推动东北全方位振兴先后调研7次；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后到河南、甘肃考察并召开专题座谈会，注重发现问题的痛点、难点和堵点。2020年，他在浙江宁波舟山港考察返京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可见，调查研究要把脉问诊、直击要害，找准根源和症结，提出“金点子”；同时，要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解决情况的跟踪问效，定期对调研对象、调研问题进行回访，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否则，调而无研、研而无果，不仅背离了调查研究的初心，也会失信于民。

坚持系统思维、注重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坚持系统思维，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既把握整体、抓住要害，又不失原则地采取有效方法来处理问题。调查研究只有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发展战略；只有运用系统方法，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好地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广播电视台）